关于OPM脑磁图,您需要知道的小历史小原理

 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是一种重要的神经科学工具,目前主要有基于超导量子干涉仪(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s,SQUIDs)的传统脑磁图和基于光泵原子磁力计(Optically Pumped Magnetometers, OPMs)的新型脑磁图。

OPMs在物理原理上与SQUIDs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OPMs不需要低温冷却,并且可以放置在距离受试者头皮仅毫米的地方。相比传统SQUID-MEG,OPM-MEG对于皮层源的敏感性提高了三到五倍(并且在不同头形和大小之间保持一致)[1]。此外,OPM-MEG系统的可穿戴性和抗运动性[2],这意味着可以使用OPMs提出和回答涉及受试者运动的新颖神经科学问题。特别是对于传统上不太服从的患者,会有额外的临床好处[3]。例如,基于儿童癫痫的尖波定位和精确定位术前计划,因为儿童在早期癫痫手术中受益最大,越早进行手术,他们恢复正常发育轨迹的前景就越好[4];另外对于老年人,OPM-MEG能够扫描难以遵守传统静态系统限制的中风或运动障碍患者。

 OPMs所需的许多理论与核磁共振(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和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是相通。MRI和OPMs都依赖于操控一种称为自旋的量子性质(这种性质是粒子磁矩的基础,因此影响其对磁场的响应)。首次描述核自旋和电子自旋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 [5,6],而这一性质构成了NMR、MRI和OPMs的基础。尽管OPMs和MRI都基于自旋的操控,但它们在自旋系统操控方式上存在差异。在NMR和MRI中,通常使用大的磁场来影响核自旋系统,而在OPMs中,光泵浦用于操控原子(即核自旋和电子自旋)。

光泵浦是指使用光源,如激光或放电灯 [7],来引起样品(通常是由碱金属之一的蒸汽形成的,因为它们具有简单的原子结构、低熔点和易于使用现成的激光泵浦)吸收或发射能量的现象,而且这一过程发生在精确定义的频率下,改变了样品的量子状态。由于这些吸收和发射的频率(周期的倒数)非常精确已知,所以碱金属的光泵浦可以用来帮助定义国际单位制中的时间单位 [8]。这种方法催生了原子钟的发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关于碱金属蒸汽中原子跃迁(OPMs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时间定义中所起的作用的综述[9]。 

 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人们发现光泵浦可以用于在原子系统中诱导出对磁场敏感的状态,因此可以测量弱磁场[7]。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应用调制场以提高信噪比并在磁屏蔽环境中操作传感器,OPMs的灵敏度已经达到了30飞特/√Hz的范围 [10]。不久之后,人们发现通过增加碱金属蒸汽的密度,传感器可以保持高度的磁敏感性,这允许蒸汽容器和传感器本身的小型化。

 三十年后OPMs敏感性已经提高到与SQUID系统相当的水平,这得益于零磁场条件下灵敏度的提高,以及在高密度蒸汽条件下所提供的额外灵敏度。后者通常被称为自旋交换弛豫自由(SERF)状态,从概念上讲,这种状态通过增加碰撞粒子的速率(通过加热蒸汽)来最小化碰撞粒子对蒸汽的磁敏感状态的影响。灵敏度的改进以及微纳制造的进步,使得开发应用于神经科学的OPM成为可能。同时,随着传感器技术的进步,大量研究人员也研究了诸如信噪比改善、空间分辨率和准确源重建所需的要求等问题。

  OPM包含三个关键组件:光源(激光或放电灯)、高压蒸汽和检测系统。光源可以是激光,检测系统可以是光电二极管。激光发射电磁波,通过将偏振光传递给蒸汽,从而在蒸汽中建立了一种对磁场敏感的状态。这个过程被称为光泵浦。重要的是,一旦建立了这个光泵浦状态,光源就不再将偏振光传递给蒸汽。相反,偏振光穿过蒸汽,并在光电二极管处检测为电压变化。然而,这个光泵浦状态会受到周围磁场的影响,只有在激光再次将偏振光传递给蒸汽时才能重新建立。因此,光电二极管的输出,以电压形式测量,会随着磁场的变化而变化。

复杂情况下,可能会使用两台激光器,一台用于诱导对磁场敏感的状态(通常称为泵浦光束),另一台用于测量磁场变化(通常称为探测光束)。泵浦光束可以是圆偏振的,但这取决于被激发的原子[11] 。重要的是,激光的频率和极性都被选择为在高压蒸汽中引起泵浦效应。探测光束通常是线偏振的,但其频率被精心选择,以不引起泵浦效应。磁场存在时,探测光束的偏振会以与蒸汽状态成比例的方式旋转(通过法拉第旋转),因为蒸汽的状态是磁场的函数。这种探测光束偏振的变化可以通过极化计进行测量。无论是使用一台还是两台激光器,都会导致与蒸汽的磁敏感状态成比例的信号。

参考文献
  1. Sander, T.H., Preusser, J., Mhaskar, R., et al., 2012. Biomed. Opt. Express 3 (5), 981.

  2. Boto, E., Holmes, N., Leggett, J., et al., 2018, Nature 17–19.

  3. Yerys, B.E., Jankowski, K.F., Shook, D., et al., 2009, Hum. Brain Mapp. 30 (10), 3426–3435.

  4. Simon, H.A., Rosenfeld, J.V., 2013. Neurology 81 (12), 1028–1029.

  5. Stern, O., Gerlach, W., 1922. Phyzik 9, 349–352.

  6. Rabi, I., Zacharias, J., Millman, S., et al., 1938. Phys. Rev. 53 (February), 318.

  7. Bell, W.E., Bloom, A.L., 1957. Phys. Rev. 107 (6), 1559–1565.

  8. Bender, P.L., Beaty, E.C., Chi, A.R., 1958. Phys. Rev. Lett. 1 (9), 311–313.

  9. Lombardi, M. a, Heavner, T.P., Jefferts, S.R., 2007. NCSL Int. Meas. 2 (4), 74.

  10. Cohen-Tannoudji, C., Dupont-Roc, J., Haroche, S., et al., 1970. Rev. Phys. Appl. 5 (1), 95–101.

  11. Labyt, E., Corsi, M.C., Fourcault, W., et al., 2018. IEEE Trans. Med. Imaging 62 (c).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